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一路军在沈阳

      2017年8月21日，我们在苏家屯寻访时，本来还有一处采访地，是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一路军成立的地点——庙儿沟玉皇庙（今属苏家屯区大沟街道蛤蚂塘村），但苏家屯区委宣传部的张朕贤告诉我们，玉皇庙在“文革”期间被拆除，后变成学校了，现在已变成果园。房子都没了。我们只好放弃。二十一路军活动区域除苏家屯外，还包括现在浑南的广大区域，所以我们决定把其抗日往事放在“寻故地·浑南”章节刊发。


　　由于行政区划变化，早先东陵区部分地区现被并入浑南区，因此我们在《东陵区志·军事》中看到这样的记述：“东陵地区的抗日活动情况，伪警署在《沈阳县警务进行状况》中也有记载。自九一八事变以后，抗日义勇军蜂起，此扑彼兴，成为抗日斗争之勃兴时期。自1932年4月至1933年6月，日伪当局先后累计‘讨伐’36次。1935年义勇军抗日活动依然不减，1月27次；2月16次；3月25次；4月26次。致使日伪当局日夜奔忙，防不胜防。”

赵殿良：沈南组建二十一路军
　　1932年初，在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领导下，曾在东北军任职的爱国军人赵殿良在沈阳城南一带联络组织抗日队伍。赵殿良又名赵振国，1929年在奉天北大营教导队肄业，在九一八事变后就在沈阳联络抗战一事。


　　赵殿良在沈南召集林子升、沈宝林、吴殿祥、崔洪武、魏五洲、徐黑虎等11股民众武装，在庙儿沟玉皇庙内集会，共商抗日救国大事。他们在会上盟誓：“为国报仇，卖国求荣者，必死于炸弹之下；卖友丧心良者，天神共诛之。”遂正式组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一路军，赵殿良任司令，白广恩任参谋长，下设4个支队，第一支队司令吴殿祥、第二支队司令沈宝林、第三支队司令林子升、第四支队司令徐黑虎。


白广恩：联络各方，慷慨赴死
　　在赵殿良的队伍里，参谋长白广恩发挥了很大作用。


　　九一八事变前，白广恩在铁岭县古城子小学任校长。白广恩目睹日本侵略者的种种罪行，义愤填膺，毅然投笔从戎，走上了武装抗日的道路。1931年年底，他回到家乡歪头山一带，联络知识分子，秘密从事抗日活动。赵殿良受命组建抗日队伍，首先找的就是白广恩。因白广恩是歪头山村人，对那一带的情况比较熟悉，且与一些自发的抗日组织有过接触，便主动为赵殿良介绍情况，出面联络。白广恩身为参谋长，积极出谋划策，赵殿良对他亦十分器重，有什么事情都愿意找他商量，倾听他的意见。白广恩富有正义感，又有学识，因此颇受义勇军上下的尊敬。他参加抗日后，又动员其弟白广泽、妹夫刘永丰等亲属投身到抗日队伍，当义勇军的交通员。


　　义勇军刚刚建立，武器装备较差，有些还使用土枪、大刀和棍棒。为解决武器问题，白广恩多方进行筹划。当时歪头山村一些大户为保护各自利益，出钱组织了一支有四五十人的洋枪队。白广恩得到这个情报后，通过内线联系，采取里应外合的办法，将这个洋枪队全部檄械，补充了义勇军武器装备。通过他的教育，洋枪队人员有的自愿回家务农，有的参加了义勇军。义勇军纪律严明，因而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群众自动组织起来为义勇军筹备给养。岱金峪的冯绍义和冯绍礼姐妹开设的缝纫铺也成为义勇军指定的服装加工厂和秘密联络站，白广恩经常派白广泽与她们取得联系。


　　1932年8月，赵殿良与白广恩研究攻打沈阳的具体方案。攻打沈阳战斗之后不久，白广恩又协助赵殿良指挥义勇军攻打歪头山、石桥子、姚千户等火车站。同年9月19日，在进攻歪头山火车站之前，白广恩亲自策划组织了炸毁歪头山铁桥的行动。由于义勇军没有现成的炸药包，白便亲自制做土炸药。他用大茶壶装入炸药和碎铁片，重量达20余千克。当晚8时许，他和两名战士装扮好，用担子挑着土炸弹，来到歪头山铁路桥上，将土炸弹埋好后点燃捻子，马上撤离现场。只听轰隆一声巨响，铁桥被炸毁。当晚，白广恩又指挥攻打歪头山火车站的行动，参战的义勇军有200余人。白事先侦知，敌人在歪头山车站周围设置了三道铁丝防护网，因此，事先从当地群众家里借来三口铡刀和几十把菜刀。凌晨1时，义勇军从三面包围了火车站，号角声、枪声、喊杀声响成一片。


　　当义勇军砍破铁丝网，冲向火车站时，受到站内日伪士兵和警察的抵抗，双方对射达数小时，后驻苏家屯、沈阳的日军赶来增援。义勇军于凌晨3时主动撤出。义勇军炸桥和攻打火车站的行动，使安奉铁路交通中断达十几个小时，使日伪当局极为惊恐。


　　二十一路军曾三次攻打沈阳城，极大地震慑了敌人。日伪对其采取军事围剿和诱降等手段，以达到分化瓦解的目的。1932年9月，日伪先后诱降了徐黑虎、肇宝昌等部，并将其头领杀害。同年9月中旬，二十一路军在辽阳东部高家堡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由林子升、吴兆林、高占腰、王中一、宋明廉部攻打本溪县。但由于沈阳被打后，日军在安奉线增派部队加强防守，义勇军虽然打进了本溪县城并扒了一段铁路，可仍无法立足，只好撤出来。不久，由于日军加大围剿力度，到处讨伐，义勇军很难集中搞大战役，只好化整为零。10月，赵殿良回北平，二十一路军逐渐解体。1933年1月，白广恩被日本宪兵逮捕。在监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诱降，他始终保持沉默，拒绝回答，并高声痛斥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大义凛然，宁死不屈，最后英勇就义。
林子升：据守浑河堡，敌如鲠在喉
　　如今的浑河堡高楼林立，成为沈阳浑河南岸的一处高档住宅区。
　　这里1932年是沈阳城市近郊，是义勇军攻打沈阳城的桥头堡。这里的抗日活动使敌人如鲠在喉，昼夜不宁。林子升当时是浑河堡村村长，被赵殿良任命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一路军第三支队司令。1932年8月义勇军攻打沈阳城后，日本人在《满洲国地方事情》一书中也承认：“曾袭击奉天省城之林子升、燕子、徐黑虎，仍然盘踞在城南十二三里，居然形成一大敌国，且使拥有四百名警察之县警察队，亦难踏入其地区一步之状态。”


　　在沈阳市档案馆，我们查到了1988年2月26日苏家屯党史部门对林子升长子、浑河堡村村民林奎村的访问记录，当时他已83岁。据他回忆：
　　九一八事变前，我爹是浑河堡村村长。


　　“九一八”夜，北大营的炮声把全村人都惊醒了。第二天天大亮后，很多人跑出来，有的路过，有的到本村住下。这些人多数是兵工厂的工人。日本人占了兵工厂后，工人们都跑出来，远道的回不去家。大家商议，求助于村长。有鞍山、辽阳、营口等地的几十人，受到我爹帮助回了家。后来，辽阳兴起义勇军，有两个报号“七侠八侠”的人，领一大伙义勇军投奔林部，此二人就是事变时受到我爹接济的。


　　当时各村都有一种组织叫“会勇”，我村有四五个人。由于地方不太平，我爹决定扩大“会勇”，凑钱买了些枪支弹药，把上深沟子、榆树台、黄泥坎、夹河等村都联合起来，总共三四十人，成为一支队伍，天天巡逻防范，名声越来越大。


　　奉集堡有个当小学教员的，叫赵殿良。他在北平参加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他常到这里与我爹取得联系。


　　攻打沈阳后，我爹部队曾驻过蛤蚂塘、石桥子、白清寨、白旗沟等地，最后在石官屯驻防，已是冬月，准备换季。日本领商团、保安队包围了石官屯，抵抗到天黑，日本人往烧锅院里攻，我爹全队已经把子弹打没了。我爹趁天黑骑马跑了出去，在杨士屯南的太家屯我舅舅家换了衣服，就去了北平。


　　我爹到北平找到（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我爹要后援会助他回来重整旗鼓继续抗日。但何应钦与日本后来签了一个协定（《何梅协定》——编者注），后援会撤销了。无奈，他在东北军的一个被服厂任了职（当一个少尉科员）。1945年日本投降，1946年端午节前后，我爹领全家回到浑河堡，到1955年去世，时年73岁。


　　攻打沈阳之后，赵殿良就离开此地，临行把二十一路军的官方（即官印）交给我爹，说队伍重新发展起来，你任司令，我去向救国会汇报。我爹把官方交给挚友吕景绪，吕景绪托他哥保存。直到我们从北平回来以后，吕景绪把官方交还给我爹。我爹写信给国民党政府，（被告知）让自行销毁。于是，我经手把它烧了。官方为木质，上刻“辽宁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一路军官方”字样。


　　林子升曾驻防蛤蚂塘。1988年2月3日，党史部门到蛤蚂塘村访问了4位年龄均70多岁的老人梁成果、梁守珍、李殿厚和李殿文。其中一位老人回忆：“别的队都称号，惟林子升报真名实姓，自称林子升。有一次在这村讲话我听到了——‘我林子升的部队不准抢掠’。所以，林队军纪很好，老百姓都不怕他。有小股土匪，真正的胡子，他还抓。有一个王大个子领几个人行抢，还有一个报号‘草上飞’的人也领几个人到处抢，被林子升抓来，两个人都毙了。他的队伍人数较多，大概有六七百人。打沈阳后，林子升就住我们村。那时日本人常来，三五个人，骑着大马，来与林子升谈判，最后不知怎么就被日本人包围在石官屯一个大烧锅院里。”


　　石官屯那次战斗，林子升部奋勇突围，后又在麦子峪、祝家南一带遭伪警截击，第三支队终被打散了。义勇军战士王守贵、李玉成、郑广福、尚士德、周洪恩、李凤友、张荣士、王俊山、闻呜山等被俘，被敌人野蛮杀害。



沈阳日报、沈报融媒记者周贤忠、伏桂明、王远／文 李浩／翻拍
沈阳日报、沈报融媒编辑 许嘉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