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宝珊的起义经过及杨茂堂回忆西北抗日义勇军

我的起义经过
郭宝珊

1931年2月，我到华阴县，找我开矿时的伙伴周某（时任国民党三师八旅十三团团副）。本想在他那儿混混，但看情形也没有什么出息，故要了两条枪，回到黄龙山，收拢了一些旧人手，当了土匪。在山上还有其他一些匪众（多是打和尚桥垮下来的），我们合起来共有百余人，经过一年多活动，发展为四五百人。属于我手下的就有百余人，被一块儿共事的贾德功妒忌，冷不防收了我的枪。我逃跑到河南陕州一带继续活动，收拢了一些人返回黄龙山，入冬又发展为五六十人的队伍。

黄龙县旗杆庙旧址

1933年杨虎城部合阳兵变，有四个整连入山为匪，枪都很好，与我们会合在一起。经过整顿，本想投靠于另外的国民党军队，当正牌的军官。但鉴于过去的经验，恐怕不能达到目的，就自立旗帜，号称“义勇军”，有些打富济贫的行为，没有什么政治目的，并准备发展成二三千人，夺些城池，割据为王，结果在韩城战役中被杨虎城部万余人把我们打垮了。我的右肩膀被打伤，回到山中，收拾残部继续活动。1934年，我们又发展为千余人。这时，刘志丹派黄罗武来争取我们，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和党的政策。当时我认为红军是打富济贫，反对苛捐杂税，杀贪官污吏，和我的想法一致，思想上有向往之意。但这时共事的杨谋子投降了红军，因犯错误被枪决了。当时我对投诚红军又开始犹豫，对共产党起了怀疑，仅和红军订了个“互不侵犯”条约。后半年，我们的名声很大，杨虎城派兵来剿我们，因自估力量不敌，便去投靠合水固城的另一支国民党军队，约定在某地会师，而离开了东山。这时黄罗武又来活动我们，我仍犹豫而未作决定。在行军途中，曾碰到红军的骑兵部队，并没有向我们开火（当时红军骑兵想消灭我们是很容易的），到达合水固城时，因误了约定日期，人家部队已调走了，这时山上又呆不住，想投红军又怕被杀，在我拉上部队没有什么去处的时候，碰到马锡五来慰劳我们，刘志丹也派人给我们送了三匹马。这时我觉得红军对我还是不错，投了他们可能不会有什么危险，就下了决心投奔红军。唯因内部意见不统一，我只带了一个基本连到了南梁堡。当时的想法是，反正当土匪没有出路，红军认为我们可用的话，就为红军效劳。不然，我们就把枪交给红军，要求发点路费，解散回家。但是，红军对我们非常好，在第一次配合打仗时，就交给我们很重要的任务，丝毫没有加害我们的现象，而是不断地教育我们认识问题。这时我下了决心，准备在红军里好好地打仗。自此我们就住在南梁堡，与红军一道抗击马匪军的进攻。时为1934年冬季。

回忆西北抗日义勇军

杨茂堂

1932年七八月间，我在国民党高双城部某团一营四连高养奇排第五班担任班长，驻在安定县（今子长县）城里。连长刘正乾克扣军饷，引起士兵的不满。四班班长张新发（澄城县王庄寨人）串联我等各班班长，准备兵变，投靠陕北红军谢子长。全边参加兵变的共80余人，总负责人是张新发。部队拉出来后，因当时谢子长所领导的红军人数少，多系地方农民，一遇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便分散隐蔽，我们这支部队人数虽然不多，但身穿黄军装，持长枪，在群众中难以隐藏，加之供养也有困难。因此，谢子长把我们介绍给黄龙“山大王”郭宝珊，让我们暂去那儿藏身。我们带着谢子长给郭宝珊的信件，即刻前往黄龙山。国民党驻安定县瓦窑堡的两个营前堵后追，妄图消灭我们。我们跋山涉水，边战边行，经过几十天的转战，赶到甘泉县八条硷时，部队损失很大，仅剩19个人、19支长枪、5支短枪，而且没有一个穿鞋的，军衣破烂不堪，终日没有吃过一顿饱饭。郭宝珊部在八条硷等了我们七八天，未等上，已撤走。我们急行军到龙泉（现归宜川县）时，才与郭部取得联系。郭将我们19人编为一个连，张新发任连长，我和寇双娃分别任排长。梁占魁、贾德功、郭宝珊都是黄龙的“山大王”，外表看是统一的，贾德功自称师长，梁为团长，郭为营长。实质上他们各自为政，一家总想吃掉一家。郭宝珊虽为营长，但人数很多，活动区域在黄龙庙沟的半山上，山头势力不亚于贾、梁，而且郭宝珊为人正直，深得人心，贾、梁多次想吞掉郭部都未成。我们与郭在黄龙山上相处了近两年之久，住在旗杆庙以北的深山梢林里，靠打地主、民团解决部队吃穿、弹药及军用物资。郭下令，决不允许损害贫苦百姓。因此，一遇国民党军队来“围剿”，群众就为我们通风报信，传递消息。在我们来到黄龙山之前，谢子长、刘志丹和郭宝珊就有来往。自从谢子长介绍我们来后，郭与刘志丹常有来往。1934年夏季，陕甘红军派黄罗武来黄龙山与郭宝珊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加快了我们走上革命道路的步伐。1934年七八月间，杨虎城部柳彦彪旅派王副官与黄龙“山大王”收编谈判告吹，冯钦哉之四十二师开始了大规模“围剿”行动，从而加速了郭宝珊投奔陕甘红军的速度。八九月，贾、梁、郭领兵西进，途经富县黑水寺、太白镇前往甘肃庆阳、合水等地。贾、梁的目的是准备去庆阳接受国民党收编，企图从中捞到一批枪、炮、军需等；郭宝珊的目的是去西山投靠刘志丹。在庆阳县城，我们接受了国民党邓宝珊及马鸿逵的收编，把黄龙山去的人统编为一个团，贾德功任团长，梁占魁任副团长，郭宝珊仍任营长，我在郭部张新发连任排长。整编了一两日之后，不知何故，郭宝珊带着第三连远离庆阳走了曲子。而我们继续住在庆阳县城里，等待国民党调发武器弹药。郭宝珊走后的第三天，国民党邓宝珊、马鸿逵部队就包围了庆阳县城，当时城里住着王瞎子、史老么，贾德功等三个收编团。国民党部队想一网打尽我们，战斗非常残酷。经过突围，王瞎子一团全被消灭，史老么团基本上殆尽，贾德功被打死，该团大部也被消灭。我们这个连突围后不足10人，连长张新发阵亡。剩下的几个人由我负责，几经艰辛，找到了郭宝珊。1934年10月20日，在庆阳县城东30里的新堡，郭宝珊正式宣布起义。11月10日，在荔园堡正式命名我们队伍为“西北抗日义勇军”，郭宝珊任司令员，任浪花任政委，于振学任参谋长。

荔园堡郭宝珊上南梁时所带的部队，基本力量是第三连，加上我们这个连的几个人，名义上是几个连，有120余人。改编后，红军又给补充了些人，算作一个团级单位的建制，共编为三个大队，段荣启任第一大队队长，王东来任第二大队队长，我任第三大队队长，每个大队下辖两个中队，中队下有一至三个小队不等。西北抗日义勇军组建后不久，梁占魁、史老么、梁占庭、王老九、刘占彪等率其在庆阳突围的残兵败将投靠红军，也算作一个大队，组建为“独立军”，统归抗日义勇军指挥，共100余人。但梁占魁等土匪成性，不服调遣，反而预谋要消灭义勇军，拉走部队再返黄龙山，故经红二十六军研究由郭宝珊、王宝珊负责缴了他们的械，枪毙了王老九、史老么、跑掉了梁家二兄弟和刘占彪等。对其下属人员，不愿干的发了路费准其回家，留下的一少部分统编到义勇军各队。这样，西北抗日义勇军就变成了一个有二三百人的小团队。经过整顿教育，部队的战斗力得到提高，成了红二十六军的主力部队之一。红三团、义勇军号称“两兄弟”。西北抗日义勇军组建之际，正是国民党陕、甘、宁、晋等各部对陕甘根据地大规模“围剿”的时候。为了打开庆北地区的局面，陕甘边特委、军委决定，集中红二团、红三团、义勇军及庆阳游击队发动攻势作战，先后打下了元城、五蛟镇。11月28日又奔袭了曲子镇，干净、彻底、全部歼灭了在曲子镇整训的环县五个区的民团，缴获骡、马百余匹，步枪200余支。腊月，红三团、义勇军及庆阳支队在华池县五蛟魏家圪垯堡子将崔凤皋民团打得落花流水，活捉了崔凤皋的传令兵路四。1935年春，奇袭长武之后，西北抗日义勇军随同红三团、骑兵团及少年先锋队一起攻打柳村原，以粉碎敌人对南梁根据地的“围剿”。

华池县五蛟堡总之，西北抗日义勇军是在反“围剿”斗争中组建的。反“围剿”的革命战争形成了义勇军，又发展壮大和锻炼了义勇军。义勇军的番号从1934年11月10日开始，至1935年9月17日红十五军团成立为止，一年来，先后参加了吴家寨子、马家坪、定仙堰、延长等数十次战斗。许多同志在反“围剿”斗争中，为保卫红色根据地贡献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功绩史垂千秋。来源：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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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高婉鑫，封面：康虎飞审核：王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