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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东生平 刘林 刘淑华(作者均为刘震东的子女)
我们的父亲刘震东,于1938年2月22日在保卫山东莒县城战斗中牺牲。1988年10月,我们从民政局领到烈士证明。作为烈士的后代,我们感到光荣和欢欣鼓舞。 刘震东,字曦洲,1893年生于山东沂水县,祖籍世代务农,家境清贫。我的祖父刘义,精于木工手艺。父亲幼年聪明好学,祖父母节衣缩食送他入私塾。他手不释卷,学习成绩优秀,博得师长和乡亲的赞誉。后随祖父学做木工,不仅善绘画雕刻,还练得好书法。时逢民初,战乱频仍,生活难以维持,乃只身闯关东。他先在沈阳街头卖艺,后投入东北军任上士文书。由于他敦厚质朴,办事干练可靠且战斗勇敢机警,深受上级赏识,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直升到中将师长,其间还被送到东北陆军速成学堂学习。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张作霖违约率军入关,南下山东、江苏等省,把势力伸展到上海,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疯狂镇压了五卅运动。这时,奉军爱国将领郭松龄于1925年11月23日在河北滦县车站发动了反张作霖的战争。父亲在郭的部下任师长,参加了战前会议和反张的战争。这次反奉战争虽然失败,但给了张作霖以沉重打击。郭失败后,张学良顾全大局,父亲免遭株连。1927年初晋、奉交战中,父亲因积战功升任副军长。6月,奉军整编,取消副军长名义,父亲被委为第十五师中将师长。1928年,父亲被保送北平陆军大学特别班深造。在陆大学习期间,他被选为学习代表。因他学识渊博,有儒将风度,学员赞誉之:“医卜星象高仁绂,上下古今刘震东”。1930年,他学习期满毕业,出任东北边防军总司令部中将主任参事。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举世震惊的九一八事变。张学良秉承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拱手把东北三省送给日军。不久,日军又图谋华北,侵略热河。国难日深,父亲义愤填膺,毅然到热河召募义勇军抗御日军。他转战辽西、热边,并在战斗期间开办教练班培训部队干部。嗣后,张学良将义勇军编为7个军团,任命父亲为第五军团总指挥,率兵二万余与日军展开开鲁之战。 热、察塞外,隆冬季节,地冻天寒,士兵缺粮少食,仍爬冰卧雪抗击日军。而国民政府却不思积极抵抗,以收复失地,却寄希望于国联“主持公道”。对此,义勇军将领马占山、刘震东等于1932年11月24日联名向国联发出决心抗日通电:“我各地义军数百万,无时不在与敌决斗,惟日人残暴非意想所及,义军所过之处多被其炮火摧毁,无辜民众遭屠戮者前后不下五万人,诚有史以来未有之惨劫。兹特郑重声明:东北民众对于暴日只有抵抗,绝不屈服,除非杀尽我3000万人民,万不许其傀儡组织存在,亦不承认任何非法权益之要求,更不能抛弃主权,造成所谓共管局面。中国今日无一人忘东三省,且无一人敢许割让版图,纵不能以武力收复失地,而人民则确精诚团结树立坚决不移之意志,誓将日寇逐出境外,还我大好河山,不达目的绝不终止。中华民国义勇军十四将领率全体官兵同叩”。 12月17日,国民党三中全会召开,父亲及各军团总指挥再次联名发出“请集全国力量共抗强倭”的电文:“我三省民众矢志复楚,义不帝秦,血搏肉战……虽弹尽粮绝,不减杀敌之志,翘首南中,大计不定,徒恃国联……倘不亟谋自救,则全国陆沉之祸迫在眉睫,诸公集会首都共策国是……务望集中全国力量共抗强倭。东北健儿尽愿效死,粉身碎骨在所不辞……”两封电报表明诸义军将领誓死报国的决心。 1933年2月,日伪军十万人分三路向热河发起总攻,北路敌军三次进犯开鲁,均被父亲所部各军配合友军击退。自此敌机连日猛烈轰炸,致使部队及商民伤亡惨重,父亲头部中弹片受伤。战况十分激烈。平、津、沪报纸几乎无日不登载前线激战的消息。父亲闻知日军将从朝鲜调第三十九师团步骑炮联队万人总攻开鲁的消息,立即组织部队冒敌矢、浴冰雪,于除夕夜将彰武南新开河镜桥全部炸毁,以阻止敌人向热河增兵,还组织小股士兵不断袭扰日军驻地。他在2月21日向北平拍的电文中报告战况:“2月21日拟进军王志惠窝堡,该地日军300人、民团400余、装甲车11辆已到刘长明窝堡,与第八军团接触。遂进占该堡后端,就此抵抗。敌向南坨子第八军团发炮数十,机枪猛扫。我军沉着应战,敌向南退击,我起而攻击,与敌伏遇,激战竟日,毙敌伪数十、民团40余,伤者不计。我亦有伤亡,现正与敌对峙。” 2月23日,北路日军由通辽出发进攻开鲁,守军汤玉麟部骑第九旅崔兴武旅长叛变投敌。父亲所部腹背受敌,孤军不支。24日开鲁失守,父亲忍痛率部西撤乌丹(今内蒙翁牛特旗),亦电北平整军待命,继而又撤往察哈尔省。 1933年,冯玉祥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支持下重返张家口,于5月26日组成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父亲此时毫不迟疑地于5月29日发出回应冯玉祥将军的抗日艳电:“现在平、津危迫,察、绥战急,与其订盟城下,甘屈辱以求和,何如坚决抵抗,求民族之出路!”冯玉祥即委任父亲为第二十三师师长。自此父亲又随冯将军转战于塞北、察东抗日前线。不意抗日同盟军却在日、蒋的军事政治夹击下,于1933年秋冬宣告解体。父亲于1934年初奉命转回北平军分会。 1934年10月,张学良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父亲追随张学良将军到西安任司令部专员。他到西安以后,眼见东北沦丧,华北即将不保,国难日深,而国民政府不图御侮救亡,却一意孤行“剿共”内战。1935年4月,东北军一一五师几乎被红军全歼,一一O、一O七、一O九及一O六师经不住红军的反击,在甘泉、崂山、榆林桥及直罗镇损失近三个师的兵力。面对现实,他思想触动很大,开始在黑暗中探寻光明,但因未握兵柄,只能在书法笔墨间寻求寄托,偶或为西安市一些团体和商店题写匾额。据后来得知.他当时已结识了潘汉年,并与之过从甚密(父亲与潘的合照等在“文革”中被毁)。他在潘汉年的教育和影响下,阅读政治理论书刊并学习俄文,逐步接受了中共团结抗日救中国的主张,对内战更加反感。 父亲事奉祖父母甚孝,治家严格。他牢记祖母教导,不近烟酒和赌博。一天,他从战地归来,见家人正陪同客人玩麻将。他不顾客人在座,怒问:“为何违我家教?”一面捧起牌具送入火炉。事后,他安排秘书为内眷教读经史,提高她们的文化。后来她们都能看报写信了。抗日战争后期,孤儿寡妇流落陕南,生活日趋艰难,二婶能在乡村小学任教贴补家用,这是父亲始料未及的。 我们弟兄姊妹三人,恕忠(退休教师)是长兄,弟弟恕心1944年参加青年远征军牺牲在印度,叔华现在交通部科学研究院任工程师。我们和父亲见面时间很少。他在百忙中仍不忘严格要求,训诫我们要从小勤奋努力,立志成才,长大要自食其力,报效国家。他常以自己历史教育我们,以“为人要有骨气,有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的气质”教育子侄辈。讲日本对我国的侵略,教育我们爱国家。1937年卢沟桥事变,七月中旬恕忠高中毕业,即背着母亲投身抗日军旅(父亲在遗书中还称赞他投军甚好)。父亲牺牲后,部队领导令其回家照顾母亲弟妹,而恕忠却因不能上阵杀敌而耿耿,认为是有违父教,不能为父报仇,为国尽力。 父亲治家从俭,生活朴素,在北平安家十数年从不购置房产。陆大毕业后,他即将汽车接送改乘包月车,他不在北平时即退掉。祖父在家乡要购买田产,他反对说:“儿孙自有儿孙福,不为儿孙做马牛。”家乡的田产是祖父将生活费积累逐年购置起来的。他在西安工作期间,仍赁屋居住,但对亲戚朋友的资助却很慷慨,教育家人要厚以待人。乡亲们为谋职来求者络绎不绝,来则供给食宿,分别情况介绍工作,无工作能力者虽至亲亦不予介绍,但最后资助路费劝回家乡务农。庭院虽小,食客颇多,母亲偶有怨言,即教以济困扶危大义。他对一位老友接济其全家食用长达三四年之久;对教育事业慷慨解囊,如北平北方中学和西安竞存中学(学生皆东北军子弟)皆获其捐赠;在家乡,为培养村民子弟,拨房屋庭院开办小学。 1936年11月,祖父病故,父叔们奔丧回老家。12月,西安事变,张学良将军急电召他回西安。临行时,全村父老乡亲出村相送。父亲情绪激昂,双膝跪地向祖父坟墓叩头明志:“震东决心抵抗日寇侵略,以身保卫生养我的家乡父老,绝不辜负乡亲厚望。”想不到这就是他的誓言。他赶回西安,即投入和平解决事变的谈判之中。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父亲被委以行辕参议兼总务处长。他看到张将军被软禁,东北军被改编裁掉,团结抗日的希望破灭,情绪消沉,也不去行辕办事。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父亲义愤填膺,立即电南京国防部请缨杀贼,没有回电;又接连三次致电何应钦,均无回音;他即挂冠亲赴南京坐等约三月左右。时日军疯狂轰炸南京,附近民房皆被炸毁,左右人员劝其避入防空洞或回西安。他愤怒地说:“军人不能带兵杀贼已感赧颜,何谈躲避偷生。”母亲到南京劝归,亦被劝送回陕。何应钦见其抗日之志不可夺,任命他为第五战区高参兼第二路游击司令,兵员、粮饷自筹自募。尽管条件如此苛刻,筹组游击队任务十分艰难,他却感到十分兴奋,认为有了抗日名义就能挥戈上阵、杀敌报国了。他当即赶到第五战区司令部驻地徐州,张榜招募抗日志士,一面派二弟震西(1940年牺牲在山东临沭县,1972年领到烈士证明)回老家变卖房产,筹募粮饷:他在给祖母的家信中说:“没有国就没有家,国难当头,先国后家。为抗日虽倾家亦在所不惜。”一面电三弟震亚,急向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要求派政工干部到游击队指导工作。其实,来自五十一军的王再天少校就是中国共产党派到游击队担任参谋长的共产党员。来自平津的爱国学生和教师如徐眉生、李向群、肖芳洲和杨士清等人,有的是中共党员,有的是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 游击队在奔向战场前,父亲给母亲的家信竞成为遗教:“丙辰儿(恕忠)有下落,已走入救国道路,甚好!长生儿(恕心)补习功课也很好。家中事甚为放心,我在外专心杀贼,万一不小心被日贼把我杀了也更好。在此时间只有牺牲一途,别没路可走……只等待将日本贼杀个干净,才能了却我的责任。”信是在他极端困难时期草书的,从内容和两个错别字可透视出父亲当时工作的困难和杀贼的决心。 他在兵源、武器和粮饷全无的条件下,经过近两个月的努力,初步组成了2000余人的民众武装。这是游击队的基本力量。士兵主要来自胶东、鲁南和苏北等地的人民群众和学生,他们缺乏实战经验,此外还有国民党军队的散兵和当地青红帮、地主武装。大家以抗日保卫家乡为同一目标,汇集到这支游击队中来了。游击队仿效八路军,开展政治工作,组训队伍,在江苏新安镇(今新沂县)经过短期整训就向山东进发。他们在鲁东南破坏日军运输线,袭击小股敌人,炸毁日军仓库等,有力地配合了正规军的战斗。 1938年2月间,父亲率领游击队一个支队游击到浮来山以南林庄时,日军阪垣师团以日野联队为主力继侵占诸城之后,逼近莒县、沂水和日照一线。莒县是日军攻击临沂、会攻徐州的必经之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命令海军陆战队及民团从正面阻击敌人,游击队则在招贤镇一带袭击敌侧翼。正面战场相持三日,招贤镇战火浓烟滚滚。许县长率县大队撤离莒县城,居民也已逃避一空。父亲发现城内外无部队防守,主动向第三军团长庞炳勋请战,庞即命父亲就近率队入城暂时防守,等待援军。此时,方圆五六里、人口二三万的莒县城城门大开,街巷无人,宛若一座死城。父亲风趣地对大家说:“是乃空城一计也!” 莒县古城城墙比较坚固完整,却毫无防御守城准备。队伍于21日傍晚进城,察看地形时,发现了县大队遗弃的枪支弹药。父亲立即用以武装游击队员,并构筑工事。此城无西门,他们堵塞了东、北二门。他一面部署防卫,一面鼓舞士气。400余人的队伍抱定必死的决心,沉着镇定地守着莒县城。22日凌晨,四十军朱家麟旅长始带领二二九团跑步到达,许县长闻讯后也带领县大队转回,方知道路和桥梁是县大队撤退时为拒敌而破坏的,故而汽车无法通过,援军来迟。 二二九团和县大队进城后,游击队已完成任务,本应交防撤出,但见四十军远程赶到,官兵极其疲乏,朱旅长也要求游击队继续承担守城任务,给部队以休息吃饭时间,然后接防。父亲不顾参谋长等人的反对,慨然应允,并和朱旅长、许县长研究成立了城防指挥部,自任总指挥,朱任副总指挥。父亲坚定地宣布:“要与莒县城共存亡。”他巡视各哨,彻夜未眠。拂晓时分,城北传来马达声,也能看到敌人的汽车车灯。日军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殊不知这时防守莒县的战士们正严阵以待。当敌人临近城郊时,游击队员缺乏作战经验,便向敌投掷手榴弹。四十军听到北门打响,快步投入阵地,紧急布防,此时敌已将莒城包围。父亲命令官兵严密监视敌情,在敌人未进入有效射程时严禁开枪。5时半左右,敌人试探着向北门靠近,准备爬城,守卫队员开枪射击。日军枪炮齐鸣,发起攻击。我战士沉着应战,激战中,城外南高地为敌攻占,父亲指挥部队奋力抵抗,与敌形成对峙。日军多次以重炮、机枪掩护爬城,均被守军击退。 为了歼灭城南高地之敌,父亲令两营士兵组成敢死队冲出南门,分东、西两路包抄敌侧后,9时许,敢死队发起突袭,挥刀持枪冲入敌阵,南高地之敌狼狈溃逃。北门外之敌据险负隅顽抗,后来敌主力增援北门,对城北一线发动重点进攻,我二十九团团长邵思三、营长刘振声负伤,连长刘同盛阵亡,城北告急。父亲闻报,不顾部下劝阻,毅然登上城墙,奔赴北门指挥作战。敌我相持一个多小时,终因守军火力薄弱,城西北角被日寇攻破,日军十数人携轻机轮登上城墙,集中火力向守军扫射。父亲不顾危险在北城墙上飞奔督战,指挥堵击。就在城西北角被守军夺回之际,敌人的迫击炮弹正落在他身边,弹片从他右太阳穴射入,穿透左耳,脑浆流出。父亲以身殉国,士兵闻此噩耗,无不悲痛,更加深了对敌人的仇恨,也更激发了抗敌的决心。 莒县城失守后,《新华日报》发了战讯又作了长篇报道,题名《莒县我军奋勇杀敌,刘震东氏壮烈牺牲》。不久,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徐州召开了有万人参加的追悼会。同年12月,国民政府在重庆为抗日阵亡的刘震东、范筑先等21名烈士召开追悼会,中共领导送了花圈和挽联,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也送了挽联。父亲壮烈殉国的消息传到各地,闻者莫不痛惜。国民政府为嘉奖父亲,命名莒县为震东县(1954年仍改为莒县)。 (1988年10月) 资料来源: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19军政人物上,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08,第392-396页;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 总第148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12,第130-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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