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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 发表于 2020-8-29 00:00:00

东北讲武堂英烈谱·武伦佩(第七期骑兵科)






姓名:武伦佩(原名武玉)
生年:1900—1938籍贯:河北省武安县出身:北京大学肄业、东北讲武堂第七期骑兵科毕业官职:八路军第129师先遣纵队独立大队大队长

武伦佩,原名武玉,字玉吾,乳名培成,1900年生于河北省武安县伯延镇龙泉村。幼读私塾,稍长入武安公立学堂,后考入北京成达中学。1925年北京大学肄业。1927年考入东北讲武堂第七期骑兵科,1928年8月毕业后任奉军中校骑兵营营长。九一八事变后,因不满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愤然辞职回乡。抗战后,组织起三百余人成立抗敌自卫大队。1938年5月率部接受八路军改编,为129师先遣支队武安独立大队(后改为先遣纵队独立大队),武伦佩担任大队长。此后,配合八路军作战,磁县、武安两县群众纷纷响应,在冀西、豫北地区形成了一支强有力的地方抗日武装。1938年5月,率部随129师386旅移驻磁县彭城镇。当日军800余人进攻彭城时,奉命配合772团2营、3营在日军侧翼攻击,激战终日,致日军弃尸数十具,狼狈逃窜。是役,日军伤亡200余人。同年9月17日,在突袭武安县城的战斗中,他为掩护战士撤退,不幸腰、胸部连中数弹,壮烈牺牲,时年38岁。在纪念抗战胜利两周年时,武伦佩名列当时全国五百位革命烈士名单中。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于1942年9月18日在阳邑镇为他建立了纪念碑,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题词写到:赤胆忠诚义厚可风,捍卫民族血溅乡里。1963年此碑移至武安县烈士陵园,供后人瞻仰缅怀。2015年8月,武伦佩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八路军武大队长武伦佩同志纪念碑记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题写



自日寇浸凌神州,陆沉华北,各省相继沦陷。八路军奋起西北坚决抗战,华北群众欢腾服从。武安当晋、冀、豫三省之交,形势衔要。而首先响应努力民族革命之大业者,则武大队长伦佩其人也。君世居武安,家世豪富,甲于乡里,少有大志无纨绔气,早岁肄业北京大学,后入东北讲武堂军校。时当“九·一八”事变之前,忍痛苦学,誓志抗敌,毕业时成绩冠济辈。供职奉军,精勤惕厉,擢任中校骑兵营营长。“九·一八”事变,敌人吞噬东北,汪逆精卫又订《塘沽协定》。君义愤填胸,辞职归里家居,任联保主任,常以军事部勤群众购买枪枝,培植群众为未来抗敌计。“七·七事变”爆发,国军南撤,华北各地多沦敌手。敌至邯郸,李逆聘三等即往欢迎,出卖民族,沾污人格,于斯为极。君愤极,当即号召群众组织抗敌自卫大队,为豫北有抗敌组织之始。当是时,冀西豫北乱军割据,互相倾扎,多籍名抗日,殃民自私,甚或坚事磨擦,准备投敌。豫北社会不宁,群心惶惶,多徘徊动摇,莫知所措。君独有高度的政治进步,坚决受八路军先遣支队之领导,矢志不移,诚谓铁中铮铮,庸中皎皎者矣!时李逆聘三任伪县长,君对伪敌权坚决打击又屡挫驻武敌军。李逆多方威胁利诱,终不为屈,磁武两县群众纷起景从。李逆又遣张逆占尧,阴谋潜伏,解除君部武装,经君发觉,立毙之。敌伪憾君甚,乃集合武邯驻军数予搏斗。一九三八年秋,君奇袭驻武敌,毙敌多名。敌集合追击,卒以众寡不敌,遂壮烈牺牲。而民众失一救星,抗敌失一支柱,呜呼痛哉!今当接近胜利之两年,爰将君抗敌伟烈树碑泐石,以志不忘。踏着先烈之血迹坚决斗争,为其复仇,完成抗战建国之大业,则后死者之责也。是为记。八路军一二九师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九月十八日立

回忆父亲武伦佩
武序镇(武伦佩之子)口述 李成川整理


我的父亲武伦佩烈士,一九三八年九月牺牲于武安城南,时年三十八岁。他短促的一生,献给了灾难深重的祖国。父亲青年时期在外地求学、从军,壮年时期担任村镇联保主任。我与父亲在一起生活的日子不多,对于他的为人处事、生平事迹叙述不可能完整、系统,而且事隔多年,仅凭母亲和个人追忆,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我身为烈士的后代,在父亲牺牲五十年后的今天,以此表示我的怀念之情。



一、青少年求学从军我的父亲武伦佩【原名武玉】,乳名培成,字玉吾,排行三。一九〇〇年古历九月初九【阳历10月31日】出生于武安县龙泉村一个农商兼有的家庭。自幼在本村私塾读书,少长入武安县公立学堂,后考入北京咸达中学。他读书勤奋,学业优异,喜读古典爱国小说,因此,常以岳飞、文天祥等古代英雄自勉。一九二五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看到当时政府的腐败和外侮的入侵便弃文习武,考入东北奉军在北京创办的讲武堂军事学校【东北讲武堂第七期,1927年4月—1928年8月在校,前期在北京,1927年6月迁到沈阳】,毕业后在东北军骑兵部队历任排长、副连长、连长、营长等职。一九二九年春,父亲任东北军骑兵副连长,率部下驻防在辽宁省的辽源县境内。母亲得知这一消息后,千里迢迢领我乘车到驻地看望。当时父亲虽然升了官,但他同普通一兵一样,平易近人,爱护士兵。那时有位新兵领到一匹劣马,几次从马背上摔下跌伤,不敢再骑,父亲看眼里,疼在心上,便把自己的坐马同这位新兵换乘,次日他也摔伤了腿。“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三次命令张学良不许抵抗日军,造成东北三省沦陷。此时,我父奉命调入关内河北某地驻防,后又决定调往边缘省区。对国民党这种卖国政策,父亲深为痛恨,于是愤然辞职还乡。一九三二年,父亲筹借资金千元,到北京创办了手工织袜厂,以图实业救国。一九三四年, 日军侵华加剧,军用飞机在北京市区示威,擦屋低飞,日军策划的“华北自治”活动日益猖獗,父亲毅然放弃织袜厂,返回故乡龙泉村。二、出任联保主任一九三五年,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签定之后,华北形势更趋危急,兵匪蜂起,民不聊生。这时父亲被推举到彰德府(安阳市)集训数月,后任龙泉等七村联保主任,在龙泉村设“龙文万联合办事处”(即龙泉、南、北文章、东西万年、城二庄等村),开始组织地方之武装。任职期间,他为群众办了许多事情:整顿义仓。父亲看到龙泉村中义仓的谷子变质,多年没有更新,于是动员村中几家大户捐赠新谷,更换出陈谷,防灾备荒。兴办学校。当时龙泉学校属半旧式,有百余名学生,只有两名教师,所开课目只有国文、珠算、数学和习字,学校设在村西的破寺中。在父亲的倡导下,学校增聘了教师,新开设了历史、地理。音乐。体育、美术等课目,办成了完全初级小学。村里还集资在寺院内盖起了一排新教室,办学条件得到了改善。鼓励升学。旧社会,城南一带在外从事商业的人员较多,一般青少年只读三、四年书,具有写信和珠算技能就弃学了,有的在家劳动,有的到东北、河南等地商店学徒挣钱糊口。为改变这一习惯,我父通过召集群众开会和登门等形式,说服、教育学生家长,让子弟多读书,学知识,经我父做工作,一批有理想的青少年纷纷到外地求学,很多人后来成为革命的优秀人才。禁止鸦片。一九三六年,政府有一次指令禁烟,村上设立了几处禁烟点,把吸鸦片者,拘禁起来与其它人隔离,每日三餐送饭吃,发给戒烟药服用,强迫戒烟。我的祖母和几个伯父母也都吸毒,也同样进入戒烟点拘禁。一九三六年底,父亲被推举为伯延镇大联保主任。汇集各村自卫队,共计三百余人枪,编为一个大队,父任总指挥,下设三个中队。他用自家的钱买了不少枪支弹药,统一做了服装,集中训练,以正规军的素质要求队员,增强自卫力量。还聘请作风正派,训练有素的进步青年参加大联保领导管理工作,增强了自卫队的政治和军事素质。武安时遇连年灾荒,兵匪扰乱。龙泉村东南八华里的同会村,常受土匪司令胡象乾之蹂躏,派粮、捐款、抓丁,胡作非为,无恶不作,群众极为痛恨。我父因同会村民之求,率本队之人马百余,拂晓将同会村团团围住,步枪、手枪、手榴弹及冲杀声响成一片,匪军闻听枪声大作,不知所措,慌乱突出重围,向东南周庄方向逃窜,从此,胡象乾再没敢到同会村扰乱。还有一次是增援八特村歼匪,我父率部打去,又冲出来,激战数小时,将其全部解决。这种为民除害的精神,深受当地群众之赞扬。三、投入革命队伍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华北各地沦陷,武安县长弃职逃跑,大汉奸李聘三迎日军进入武安,就任伪县长。城乡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要求抗日情绪高涨。我父买了一台干电池收音机,并把扩音器安到门外,让关心国难的群众每天听战事报道。为继续扩充势力,他以自卫队为基础,以伯延村为基地,联合周围二十多个村庄,成立了抗敌自卫大队。同年九月,我的表哥翟墨新从日本回到故乡伯延,他听说我父在家乡组织抗日队伍,有进步思想的表哥就同我父多次接触,谈心、磋商。我父还派其到山西去找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表哥回武后,立即进行了汇报,父听后格外高兴,认为今后有了靠山和指路人。同年十二月底,八路军一二九师第三游击支队,从山西东来抗日,政委吴富善同志在一天夜里,只身带两个随行人员,经过化装亲临伯延,首先找到翟墨新,交待来意之后,速将我父找去,吴与我父见了面,交谈十分投机,并拜了把兄弟,直到凌晨方才离去。通过这次会面,使我父更坚定了抗日的决心。随后吴富善政委派来有战斗经验的姜元兵和一位姓刘的同志,到伯延帮助整顿与训练队伍,姜委任我父为大队长,翟墨新为副大队长,崔志海为宣传队长等。从此,这支队伍不断壮大,军事素质不断提高,战斗力不断增强。一九三八年初,武安形势错纵复杂。八路军、国民党、日军三权鼎立,各据一方,还有多支自称司令的杂牌武装。李聘三凭借日军势力,妄图扩大地盘,对我父曾多次威胁利诱,均被拒绝。李恼羞成怒,暗派女婿张占尧偷袭伯延,瓦解抗日武装。当张占尧缴了我父驻南庙中队的枪支后,正回师庄晏时,三中队长罗永年,获悉大队部崔志海报来消息,立即组织人马进行截击,民愤极大的张占尧被当场击毙,活捉六名歹徒,其余狼狈逃命。张被击毙,我父预料李聘三要采取报复行动,为保存抗日有生力量,召集大伙,共商对策。最后决定,时机已到,立即投奔八路军。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深夜,父亲把抗敌自卫大队集中龙泉村西头的学校内,他站在阳台上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然后这支队伍向西进发了。拂晓前队伍行到固镇村东,受到七七一团部队干部战士的夹道欢迎。这支队伍配合七七一团攻打了庄晏、彭城之敌后,交予张贤约、张南生同志所领导的先遣支队。司令张贤约同志听取我父意见后,番号编为一二九师先遣支队武安独立大队,后又改为冀豫边区独立游击大队,并明确了活动范围及其主要任务。委任我父为大队长,刘庆芝为教导员,崔志海为宣传队长。从此,我父亲对敌斗争更加坚决,作战更加勇敢。大汉奸李聘三的儿子李长虹是伪军大队长,在家乡东、西孔壁一带横行霸道,民愤极大。一九三八年五月下旬,我父率部配合七七一团和七七二团围攻东、西孔壁、庄晏伪军,计获枪七十余支,俘获李长虹等四、五十人,并将李聘三财产全部没收,分发群众。冀豫边区游击大队,在党的领导下,紧密配合八路军作战,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是冀西、豫北地区有名的一支地方抗日武装,曾多次受到陈赓旅长的接见。同年七月七日,还在沙河县渡口村接受了刘伯承师长的视察,从精神上受到很大鼓舞。每有战斗任务,父亲总是身先士卒,奋不顾身,有人劝他接重,他坚定地回答:“犬丈夫死当横尸疆场。”四、勇士舍身殉国一九三八年九月中旬,我父获悉武安城里日军外出扫荡,只留少部伪军守城,决定突袭一次县城,狠狠打击一下汗奸李聘三的反动势力。十六日,我父率本部人马,由驻地出发,向城南方向前进。翌日凌晨,我父按予定部署,亲自率一个连的兵力穿过南洺河,直奔武安城南关外,猛力攻击南城门,当场击毙数十名守城日军,后来在冲锋前进中,日军集中大批兵力,展开了反攻击。此时,我父方知情报有误,面临敌众我寡的现实,即令部队撤退。当撤至南洺河岸的东、西大河村附近,日军尾追而来,并占据洺河北岸有利地形,向下射击。这时我父本可脱险,但他为了掩护指挥部队撤退,不幸被日军机枪击准,腰胸连中数弹,倒在西大河村东棉花地里,英勇壮烈牺牲,终年三十八岁。我父的不幸殉职,激起了八路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极大义愤。军民一致表示,要为民族英雄武大队长报仇,踏着先烈之血迹,英勇杀敌,坚决斗争,打败日军,为完成抗战救国之大业尽后死者之责!我父成为民族英雄绝不是偶然的。他出身于富裕家庭,早年在北京读书,正值马列主义在中国掩播时期,不无启发;在东北军任职时,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非常愤恨;他成为民族英雄,也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的结果。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两周年时,党的《长城》刊物上登载了全国五百名革命烈士,我父为其中之一。为纪念我父亲,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于一九四二年九月十八日,在阳邑镇建立了纪念碑,碑正面是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题词,内容是:“赤胆忠诚义厚可风,捍卫民族血溅乡里”。纪念碑背面是八路军一二九师为我父铭刻的碑记。一九六三年纪念碑又从阳邑镇移至武安县烈士陵园,迄今仍耸立在松柏翠竹之中。摘自(《武安文史资料》198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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